古镇，总是带给人们一些关于旧时光的美好想象，江南水乡错落的镇子，孩童在下过雨后的青砖路上独行；沙溪偏安一隅，却仿佛能听到昔日古道上的哒哒马蹄。这种想象是我们前去探访的巨大动力，而对于景德镇，我就没有过这种期待。它的意象是含糊的——位于“阿卡林省”，风土人情好像并没什么特别，而“千年瓷都”的名号又太烂熟，极端的陌生和极端的熟稔之间，容纳不下任何的想象。
元旦的时候，在景德镇带了三天的团，景德镇游学，主题自然是瓷器了。请了景德镇学院专门从事陶瓷研究的老师，在行程的第一天还专门开设了一场陶瓷发展史讲座，ppt放映着万年仙人洞遗址的陶片——这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陶片，而万年，就在景德镇西南方向不远。
因为景德镇的出圈，江西在当代旅游图鉴上终于有了姓名。老师在车上介绍，景德镇的发展，也是这几年的事情：国家重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瓷都建设。
奇妙的是，一座城的命运从古至今似乎没怎么变过，偏安一隅的城镇，交通并不算发达，得了资源的先天优势，但还是要依靠一双外来的手的推动，这种推动如此直接，以至于兴也由此，衰也由此。匠人踩捏陶土，将其按照自己想要的形状塑造，或者变成了精美的名品，或者出现瑕疵砸碎弃置，这座城市也是如此。
景德镇在东晋时期才有设县，唐代称昌南镇，742年改名为浮梁，今日浮梁县县治，还留存在市区北边。北宋时期，此处烧制如玉色的青白瓷，极受当时的皇帝宋真宗喜爱，故而更名为景德镇。宋元战乱，南迁的匠人涌入南方，带来了北方烧瓷技术，元代立国之后，朝廷在这里设置浮梁磁局，由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管辖，后者又隶属将作院。
将作院统管当时生产皇家用品的一切机构：“凡土木营缮之役，悉隶工部，金玉珍宝、服玩器币，其治以供御者。”其中金银玛瑙一类，多在京城由中央直接管理，但瓷器制作由于对自然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只能设在景德镇，此后，景德镇的高岭土，成为了皇家的财产，元人孔齐记载“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
浮梁磁局的正使官轶为七品，略低于其它局院，也因为设于外路，其管理方式颇为松散。湖田、珠山、落马桥及老城区都发现有官窑款瓷器，说明浮梁磁局应该是散布的多个窑址。
元代以“枢府”“太禧”“东卫”款卵白釉瓷器最佳，为中央机构的定制款，现在发现的散见国内各地的卵白釉瓷器，有十分精致的也有较为粗疏的，后者可能是民间的仿制品，这也是因元代对官家用物管理并不严格，甚至允许民间用龙纹：
圣旨仅禁约“似咱每穿的段子织缠身大龙的”，至于“胸背龙儿的段子”，则“不碍事，教织者”。
而到至正年间，青花瓷突然快速地发展起来，在今中东一带有大量出土，而在国内却不多见，这一现象指向了青花瓷的外销性质及赞助人；而这种外销，很可能是上层贵族借助商人进行的，如托普卡比宫藏一件青花葫芦瓶底部有“未抽”二字，说明其过海关时不用征税，相当于官方颁布的特权证明。
“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拉开了明朝瓷器全面发展的大幕；官方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清代称御窑厂），但其年代，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一般认为，要到洪武末年，景德镇瓷器才开始摆脱元代工艺影响，真正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御器厂并不只负责瓷器生产，而是一个具有管理、祭祀、生活居住、存储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机构。而其中生产部分的工序颇为严密齐备，如瓷土捣炼的碓作、泥料配置的泥水作，拉坯的碗作，盘作、酒盅作，装饰的锥龙作、画作、写字座等等。
明末，景德镇开始采取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烧制，极大地提升了瓷器的烧成温度，硬度、白度和透明度也开始提高，这种烧制技术要到清初才真正成熟。
永乐、宣德青花瓷，使用进口苏麻离青，一改前朝使用国产钴料导致的花色偏灰晕散，青花釉色浓艳，纹样清丽，胎体细腻。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因为极少有带年款的器物发现，所以这一时间段又被称为空白期，斗彩瓷，就是兼具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绘的瓷器，宣德年间即已出现，在成化时期发展至顶峰。
弘治时期，全球进入大航海时代，明孝宗积极推行新政，中国社会风气也逐渐走向革新。弘治朝御窑瓷器保持着俊秀和精细的特点。
正德朝御窑瓷器风格开始转变，胎体趋于厚重、装饰偏向繁缛，并且大量使用阿拉伯文波斯文作为装饰，这和正德皇帝推崇教直接相关。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御窑瓷器产量空前大增，装饰愈加繁缛、华丽，大件器物明显增多，胎体更加厚重粗糙。
明代御窑管理极其严格，“百选一二”，成品率极低，稍有瑕疵就会被砸碎填埋，故而今天我们能看到大量明代瓷器碎片堆积。御窑厂遗址上世纪70年代慢慢的开始发掘；今天的陶阳里公园，就是基于发掘遗址建成的。遗址北部为明珠阁，坐落于起伏和缓的珠山上，这处山坡，便是历代烧窑残次品和废料堆积而成的。
发掘区地层从元代后期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国时期，发现了洪武时期的标志性产品釉里红，在珠山北麓发现了大量永乐、宣德时期的遗存，正德到嘉靖时期的官窑彩瓷；万历以后，官窑生产逐渐衰落，出现大量民窑青花产品，并一直持续到明末泰昌到崇祯时期，清初到康雍年间，这一区域再次进行官窑生产，直到民国被“江西瓷业公司”等取代。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2018年在窑厂范围内发现大量明代空白期的瓷片，为填补这段“空白”提供了实物证明。
明中晚期以后，御窑的各项管理制度逐渐松散，例如对落选品解决方法较为草率、对工匠的管控变得松懈、对御用纹样的保护不再严密等，施行“官搭民烧”（官方监制，民间承制），促进了民间瓷器的勃兴。
景德镇陶瓷博物馆里我觉得最好玩的器物是这组宋代的随葬瓷俑，能看到熟悉的匍匐俑，仰身俑，以及各种诡异的兽首人身俑
放假前一天抵达车站的时候，就被乌泱泱的人群吓到了，高铁站规模并不大，打车的队伍排得老长，车流缓慢前行，若有不小心挡路或磕碰处，便迎来一阵破口大骂；景区和博物馆里人尤其多，博物馆永远有年轻人手挽手拍照。
我们住在市中心十字街口处，道路拥堵不堪；一到晚上，步行街便充斥着人群和摊贩的小推车，跨年夜十二点钟我躺在床上，还能听到冰冷的电子女声在提醒“请用餐了”，而卖拇指生煎包的阿姨从“还剩五份”叫嚷到“还剩一份”；我绝望地打开手机查找最近的咖啡店，他们仍然在营业，而明早要十点才开门——休闲之城和打工人隔着两个小时的时差。
年轻人多也并非错觉，景德镇城镇人口100万，7.6万大学生，还有3万基本上为年轻人的“景漂”，成为少见的人口净流入的四线城市。新闻报道里的景德镇，是继大理、后新一任“promised land”，是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回归自然和自由”的象征符号；房租低、生活成本低、陶艺制作进入门槛低，公共窑更是拉低了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一位学造型艺术的制陶人在采访中说：“接触过很多材料，发现‘陶土是包容性最高的’”——“包容度高”，是景漂们对这座城市的集体评价。
2016年，大地艺术节吸引了外界的目光，艺术家们聚集在寒溪村，利用村里的旧屋、稻田、居民、甚至是村里养的狗，创造出极具创意的艺术作品。
或许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本地人”存在，景德镇，是承载技术的空间，今日的“出圈”，来自于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分享精神，旧日陶瓷产业的繁兴，也是外地工匠涌入的结果。
朝代末年的战乱，带来了避乱的手工艺人，而瓷器产业的繁盛，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北宋末年，北方定窑工匠迁入景德镇，带来印花技法，南宋末年，南方最大的综合性窑口吉州窑工匠也前来避乱，他们很可能带来了从磁州窑那里学来的白地黑花装饰。明代，无论是寻找财富机会的商人还是寻求生存机会的窑工，纷纷聚集在景德镇，“大都镇民土著者十之一二，余皆商旅客寓。”
一个灵活的产业共同体，接纳着形形的人，景德镇，既是物理意义上的城市空间，也是更加抽象的产业空间，城市与瓷业的边界，也早就模糊了。
行程中的一点小惊喜：进坑村以产瓷石闻名，前些年有一位老师想在这里发展休闲旅游，村里还保留着她的工作室，野外的茅屋，非常有意境
从景德镇返回杭州，假期车票难买，只能抢到一趟从南昌开往杭州的。我是在回来之后才后知后觉，那趟车是新近才开通的，从南昌到杭州，途经景德镇、黄山、祁门、歙县，千岛湖这些热门旅游目的地，也被称为黄金旅游线路。
位于内陆中心，景德镇的交通并不能说十分便利；昌江环镇而过，提供了最基础的外运路径；瓷器烧成后，一部分北上运往京城，元代大都和上都发现的大量元青花，应主要经由京杭大运河输入的。
明代瓷器在昌江东岸装船，沿昌江入鄱阳湖，在饶州府城鄱阳县月波门附近接受宦官督陶挑选检查，再入长江，再入运河，由运河直抵北京。明代晚期嘉靖以后，废除宦官督陶制度，改由地方官担任，抵达京城的陶瓷运输方式从水运变革为陆运，由景德镇北行，到浮梁至池州，再由船运输到京城。
而瓷器海外外销的路径，则主要是依靠南下航道。元代整个赣江河道都可通航，由昌江入鄱阳湖后，再经由赣江干道南下，至南安路过大庾岭入北江，便能和广东水道相连。
元代瓷器在全球范围内多有发现，日本出土有大量15~16世纪的元青花瓷片；东南亚一带多以小型的瓶、罐、水注为主，大多数都用在宗教祭仪；伊朗、土耳其、叙利亚一带及中东和非洲等港口海湾遗址也出土有大量的元青花瓷片。1976年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发现元代中叶的沉船， 打捞出影青瓷和“枢府”瓷四千八百余件， 绝大多数为景德镇出产。
明代前期，陶瓷贸易对象仍然为阿拉伯国家，景德镇的陶器经由赣南，穿越梅岭古道，抵达广州港，在途经的要道赣南大余县城郊的墓葬中，还能发现大量带有瑕疵的青花梅瓶，青花梅瓶在明代仅见于朱明宗室和封王显宦的墓葬，大余的瑕疵品，很可能是被商贩官员剔除的不合格的产品。
明代中期以后，政府施行海禁政策，于是民间的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梅关古道作为官方商道，查禁较为严格，于是走私者将目光转向漳州、厦门、潮州这些较为偏僻的港口；同时也因为对外贸易对象从阿拉伯世界为主转变为以欧洲为主，东南沿海一带的港口逐渐繁荣，景德镇货物的外运路径逐渐从赣南转为了闽粤赣三省交界处，万历到清代初年，许多景德镇窑生产的精品青花碗、盘出现在贡江水系的宁都、会昌一带。
明清时期也是全球海运贸易网络形成的时期，其中广州-澳门-果阿-欧洲航线是景德镇瓷器外销的主要航线，大量的瓷器被输入里斯本、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口岸，一个新兴的瓷器消费市场在欧洲形成。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一度垄断了运输瓷器到南洋和欧洲的权利。
在博物馆里看到大量写有阿拉伯文、梵文、藏文、波斯文的瓷片，不禁感慨，”纳须弥于芥子“也无外乎于此了吧。在这样一个略显土气的小镇里，却隐藏着一整个宏大的世界，昔日的景德镇，很像现在的义乌，小商品集散地，宇宙的中心，闷声发大财。
说实话，我一直无法欣赏青花瓷，艳丽的青并不是中式传统审美，瓷胎作底的画，也多是粗陋的笔法，明清以后，瓷上作画愈加浓艳，和奶奶的印花大棉袄有异曲同工之妙，说白了，它一点都不“高级”。赞助人并没意识到，他们热爱的花结细密繁复的装饰，适用于地毯，适用于山墙和柱头，适用于寺的外墙，一切生活的背景，于精密处彰显华贵，在背景之上，应该是简单的人物，简单的器物，应当疏密有致，过满则溢。
但是青花仍然张扬，它才不管你的想法，顾客是上帝，赞美，赞美商业，文化的交流碰撞，在最务实的场景中发生。从这个方面看，青花瓷也变得可爱起来，它是景德镇，它也是世界。
中国历史中的商业，总有种给点水就能活的野生气质，景德镇作为宇宙中心、皇家飞地，官与民之间的拉扯，也是地方史中的主线。
元代施行匠役制度，磁局管控生产活动，到各窑场抽取、摊派，同时发放工粮。《郭公敏行录》记载：
诗本意为歌颂浮梁知州郭郁知，也透露了在善政官员上任之前，一些官吏强迫手工匠人从事制瓷，为此将他们的锅砸了，种田工具也夺走了，甚至屡次骚扰勒索窑工。
明代设置御窑厂后，工部派员或任命地方长官为督陶官，并严格进行干预管理，根据自身的需求，对生产的数量，造型，纹饰，题款均作出了规定，“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后来宦官权力膨胀，也开始管控烧窑事务，因为他们亲近皇帝，熟知皇帝的喜好，因而要求设计的样式多天马行空不切实际，如明代龙缸体型硕大，极难烧造，但烧造的命令屡降不止。
本来是工部的事，内府偏偏要插手，不仅要控制瓷样，还要控制官员任命、原料购买、工匠招募，手伸得太长，管控欲极强。而一贯奉行“对上负责”的官僚体制，决定了地方窑官施行善政的可能性极少，酷吏的残暴，是这种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
明中后期，一遇天灾，加之人祸，窑工反抗事件频仍，嘉靖十九年五月水灾后，米贵，引发窑工万余人暴动；隆庆五年，兵灾天灾齐行，又引发了“地方工匠的鸣告”，万历年间，遇到大疫，又成大乱，工匠反抗的高潮，是万历三十年童宾的自残事件，“万历年间，太监潘相监造御器，派直望火，族多畏缩，公（童宾）毅然赴公。无何，龙缸不成，百工受累，公恻然不忍，于己亥年十一月初八子时将身赴火。”
童宾被神化，成为了窑工心中的“风火仙师”，甚至也被官方吸收，官府御器厂烧造御器，都要祭拜风火仙师。
窑神崇拜，远不是面对不可控的窑火祈求生产顺利那么简单。官府建立祠堂，行帮定期组织酬神活动，酬神持续数日，还要邀请俳优演奏，成为全镇的盛会。信仰力量，宗教仪式，都是整合人群的手段。明清以来，外来人口杂居景德镇，逐渐形成了以同乡为连接的行帮，清代“都帮（昌都）”“徽帮”“杂帮”几乎垄断了瓷器生产，而借助祭祀仪式，商帮统合了本地的窑工，一方面通过集体信仰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一方面在实际的集会、宴席过程中解决各个集团的纷争。
清代以后，虽然名义上仍为官方控制，但民窑的自主权慢慢的变大，“尽搭民烧”，最终形成了“官民窑竞世”的场面。
景德镇的命运，似乎来自某种“眷顾”和“选择”，官方直接管理窑厂，带来了技术和资金，来自朝廷的压力某一些程度上也逼迫窑工改进技艺（虽然很不厚道），一般认为“官搭民烧”的方式使官方技术流入民间，官方成为民窑的最大订单来源，促成了后来民窑产业的繁兴。
但仔细考量窑工和朝廷漫长的博弈史，民窑早就孕育了自身的力量，“官搭民烧”与其说是官方的恩赐，不如说是民窑壮大后的结果。明清两代，民窑势力已经不可以小看，行业的特殊性质，使窑工可以高效地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童宾的故事，是反抗史的集体记忆，虽然是某种被动的“消极抵抗”（可能而死，被后世演化成了跳入窑中），但足够壮烈到成为行业英雄。
元旦假期回来，看到景德镇又上了热搜，据说是陶溪川的跨年夜现场管理混乱，人流巨多，众人期盼的打铁花没有按时进行，而一些景区的临时收费也被骂吃相太难看。
文化的情怀说完了，它又回到了那个四线城市，就好像经过了夜晚的狂欢后，清晨的大街上堆满了垃圾。这是它新的高光时刻，来自互联网，来自小红书，来自抖音，唯独不来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