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旅行的人，可能会留意到两件事：公共场所有一股消毒水味；总有很多服务业从业者戴着口罩。这两样是17年前SARS疫情留下的遗产。
SARS，音译“沙士”。作为一个以贸易、金融、工商业和旅游为支柱，消费拉动的外向型经济体，香港的经济在疫情中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通缩势头，进一步加大，2003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跌幅达到2.5%和3.6%，全年下跌2.6%；GDP在年初已有恢复迹象，最后还是下跌2.0%。
没有人到旺角铜锣湾逛街购物，没有游客来维港两岸观光，甚至上下班的人都少了——2003年5月至7月的失业率上升至8.7%，而且，受SARS疫情影响的行业，员工很多需要以无薪假期等方式暂停工作，当年第二季的就业不足率升至4.3%。
香港是一个公交都市，大部分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出行，公交出行分担率超过90%。对市内公共交通的需求，因SARS而大幅度减少。疫情高峰的4月，公共交通客流仅相当于前一年同期的81.09%，日均数字跌破千万人次；铁路和专营巴士客流同比下降22.98%和23.66%。有报道称，来往天星码头和山顶缆车站的线路客流量下降七成；受影响最小的是出租车，乘客人次大致与往年持平。（作者注：香港铁路只计出入付费区人次不计换乘，和内地惯常做法不同）
经航空来港旅客的减少显而易见，居民外游也被迫减少，瑞士钟表展甚至禁止香港厂商参展。香港机场管理局的2003/04年度年报显示，该财年的营业额、税后纯利分别比前一财年下挫6.98%和23.11%。背后原因主要在于旅客量从341.98亿人次下降19.08%到276.73亿人次，尽管货运量仍录得7.54%增长，只有19万架次起降，比前一年21.2万架次下跌10.38%。
来往机场的公共交通服务因此受到严重拖累。机场-北大屿山（东涌新市镇）区域的公共汽车运营商是龙运（九巴姊妹公司）和城巴［原有港岛线路专营权，故称专营权（二）］，当年4月的乘客人次分别较前一年同期下跌18.89%和26.9%。地铁的机场快线基本只是服务航空旅客而无东涌通勤客流，客流直接腰斩，同比减少59.19%。
香港公共交通的另一大特点是，政府不会给予直接补贴。凛冬已至，各家运营商只能想办法节流。最多的就是降低服务频率，如机场快线分/班，机场巴士如往旺角和尖沙咀的A21更是减到30-60分钟/班，市区线分钟。此外，还有一些更次要的线路，如旅游景区线路和东涌往机场后勤区的早高峰直达车S52P等，和早前停课后的学校线路一样，直接停止运行。这些削减的班次和线路，有的疫情过后很快恢复，有的花了很久复原，有的再也没有回来。此外，车长等从业人员被迫放有薪或无薪假，疫情也影响到年终奖，甚至有不满试用期的新车长被辞退，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为了不会因隔离而影响继续运营和“挽回市民乘搭巴士的信心”，一些运营商对关键资源采取了“互相备份”措施。九巴在他处分设了一个平行的客户热线中心；新巴干脆在次要的黄竹坑车厂设立了一个车辆隔离消毒间，由穿防护服的专门队伍处理SARS患者可能搭乘过的车辆，避免影响重要的运作中枢柴湾车厂。
香港既没有部队家属院也没有工业区宿舍，甚至大学生住学校宿舍的也不多，产业体系和其他因素令它比内地城市需要更多出行。可以认为，公共交通在SARS疫情期间只有代表通勤等刚性需求的客流。获得充足信息和正确引导的理性乘客会评估风险并自发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如果电影院都停业了，无处可去，就不会出门消遣。
“疫”境之下，不少医护人员有家难返，须入住临时宿舍，九巴遂于四月二十八日起，在多位车长的支持下开办H1巴士线，免费接载医护人员往返玛嘉烈医院与天水围的临时宿舍，向医护人员“疫”中送暖，藉此支持前线医护人员。
其中一名自愿驾驶H1线的车长区耀龙说：“医护人员对抗非典型肺炎实在好伟大，甚至要牺牲见家人的时间，使我觉得驾驶这条巴士线有一份特别的使命感。”区车长细诉加入爱心专线的理由。“有人或会担心因而染病，但我对公司的安排有信心，巴士一到达天水围总站，便有员工用稀释漂白水清洁车厢，而且公司亦为咱们提供了口罩及保护衣，所以只要着重个人卫生，勤些洗手，便不会有问题。”
几天相处下来，车长与乘客间已建立起互相照应，互相支持的关系。“他们上车及落车时经常向我讲‘唔该’，曾经有一位乘客更送了一瓶番茄汁给我喝，提醒我吸收多些维他命，有助增强抵抗力。”区车长对该名医护人员的关心暖在心头。
H1线的一名乘客刘小姐，是玛嘉烈医院的医护人员。由于她所属的病房较早时有病人染上非典型肺炎，她须暂住天水围天恩邨的临时宿舍。“最初感到不太习惯，因为玛嘉烈医院与天水围相距甚远。自从九巴开办H1线后便方便得多了，车程只须三十五分钟左右，而且中间不停站。”刘小姐亦理解一般人对接触医护人员的担忧，因此很感谢车长愿意驾驶该线，从中亦体会到人间有情。
刘小姐表示：“我每日返工放工都乘搭H1线，车长们都很有礼貌，上车时会向我问好及打招呼，态度十分亲切和殷勤。”刘小姐对于H1线整体服务水平有甚佳评价。
香港正值非典型肺炎的困扰，除了加强个人及环境卫生外，人与人之间更要互相支持及关怀，同心协力面对“疫”境。区车长与刘小姐虽然各自在不同的前线岗位服务市民，然而他们都有共同的心愿，就希望非典型肺炎事件能尽快过去，让大家回复日常的生活。
——九巴新闻稿《盛载爱与关怀的H1九巴医护人员专线日，特区政府宣布指定位于荃湾的玛嘉烈医院为集中收治SARS病人的定点医院，并在4月1日征用天水围尚未入伙的公共住房天恩邨作为医护人员的临时宿舍；天恩邨在当月下旬完成改装后，九巴于4月28日开通了往返玛嘉烈医院和天恩邨的直达专线元，但只允许医护人员凭证免费乘坐；往医院每天11班车，最早为清晨5:30，最晚为21：45，由医院返回的12班车最早8:00，最晚是午夜23:30（有资料指末班为24时整，可能系后期调整），符合早班和夜班通勤的需要。
H1线有超过需求人数两倍的车长报名要求驾驶，车辆为专门调配的三菱空调客车，抵达天水围一端总站便会以1:99漂白水溶液做消毒。当时其他线路每天消毒车厢，每周清洗消毒空调滤网。1月29日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公共交通工具消毒操作技术指南》中，各用途的消毒剂所需有效氯浓度不一，且计算相对复杂；此前一些地方使用酒精，若配比浓度过高也无法收效；而香港的指引以市面常见的含5.25%次氯酸钠漂白水为标准，1:99、1:49和1:4的三种用途配比在操作中清晰易行——这个配方浓度正是后来多年间香港公共场所包括交通工具日常清洁所用，即本文开头提到的“熟悉的味道”。
有研究认为医护人员感染季节性流感的风险更多来自家居暴露而非职业暴露。因为返家，武汉医护人员受到外部感染和感染家人的途径没有切断。但住在医院绝不是一个好选项，不仅休息时受到感染的风险很高，而且长期处在医院的高压工作环境中，“绷紧弦”会带来更高的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当下确实应在和医院保持距离的地方，为武汉医护人员安排充足的集体住宿空间。他们要在工作间隙，安稳地洗个澡睡一觉，或是有个安静的地方和家人通话联系；同时依靠专线通勤，免去驾车的精力消耗，把路途变成宝贵的休息时间。
最重要的是，调动网约车或私人车辆，司乘人员流动性大，车辆不固定且内部更为拥挤，也不像公共交通运营商有足够的场地和人手来确保专用车辆高频次清洁消毒。有武汉民间志愿组织的接送车队，然而早于1月25日就证实有多名成员出现了发热症状，被迫停止接送所有医护人员。
这是公共汽车披挂上阵的时刻。相对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当红明星”轨道交通，灵活性是非常时期亟需的特质。武汉公交集团自1月27日后，开始调动车辆应急，截至1月31日，有1151台车用于运送医护人员和患者以及物资输送（不清楚车辆是否作了隔离），有护士表示，免于徒步一小时上下班。未停运的深圳和海口，也抽调公共汽车执行了特殊任务，前者从靠岸邮轮接载了逾百名需要隔离观察的旅客。
与此同时，据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公众号“公共交通资讯”）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1日，湖北省以外共有超过50个地级市行政区的城市公共交通有线路停止服务，当中保定、运城、邯郸、淮北、汉中、铁岭等城市全体高挂免战牌。
关于公共交通系统是否会助长呼吸道传染病在乘客间传播，没有检索到太多相关研究成果。特区政府在SARS疫情后，成立了专门的检讨委员会，其报告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指出，当地病例主要以医院感染为主，疫情的缓解，除了归功于人与人之间接触减少，还有医院控制感染措施的改善。 2014年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LSHTM）的一项依靠互联网调查系统监测流感样疾病（influenza-like illness）的研究认为其发病率与使用公共交通无关（流感样疾病指不同呼吸道病毒引起的高热畏寒、酸痛乏力等同一组症状）。
2011年美国的一项研究，使用计算机传播模型对纽约市的流感疫情扩散进行了模拟仿真，未考虑停课让最脆弱的儿童无需通学，发现经由地铁感染者只占4%，且将整个地铁系统关停也只能减少最多12.5%的发病率，将资源投入到全体市民的防控是更高效的做法。
2018年伦敦大学学院（UCL）和布里斯托尔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通过一系列分析牡蛎卡（Oyster Card，大伦敦地区的非接触式交通卡）数据，推测各车站的人群聚集情况，评估与各区流感样疾病之间的联系。结论是某区居民在地铁范围内人数越少，逗留时间越短，该区发病率越低——如果这个结论适用，2月即使只是部分行业复工，也必须要提供足够的公共交通运力，不应停开直达车及快线，避免拥挤和增加过多候乘时间。
商品交易催生城镇，脱离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市民，成为从事专门化分工的个体。当城市规模突破了步行范围，机动化交通对市民获取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获取就业机会，继而换取生活物资，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就是强调公交优先的意义，即给予所有居民公平获取资源的机会。
包括缪晓辉（上海长征医院副院长兼感染科主任）和张作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教授）在内的专家学者，都对市内公共交通停运持保留意见。张作风指出，最重要的是确定结束隔离的目标，评估封城的效果，逐户排查，除了其他疾病患者需要治疗外，封城引发的潜在的心理问题是需要重视；缪晓辉表达了对通勤和日常生活的担忧，指出接送病人应专车专用和医护人员不应回家住宿，并直言：“密切接触者，社区要跟踪，非典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是锁住人，不是锁住城市。”
缪晓辉还说：“现在提到公共交通，能不能把窗户都砸了，大家戴着口罩，多穿点衣服去乘公共汽车不行么？”香港运输署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以九巴为例，2003年已有四分之三是空调车辆。香港的空调巴士通常只有驾驶室车窗可开启；而内地强制所有城市客车一定要使用可开启推拉窗（尽管有的被钉死），是世界罕见的。国务院印发的《公共交通工具消毒操作指南》中，机械通风也能接受的，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开窗行车。因此，车厢通风应不成为维持公共交通基本服务的障碍，否则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为何近年来热衷于建设地下化的城市轨道交通。
对城市内外人流物流不加选择地阻截，会令国民经济濒于停摆。餐饮龙头如西贝莜面村，据称只剩下3个月现金流，依然为强制休“防疫假”的员工发放两倍薪金。尽管雇员无17年前那样的生计之虞，但有钱无处使。各行业企业流动性一旦枯竭，仍会使雇员和动物园的水禽一样断粮。
随着农业生产现代化专业化，今日农村亦没办法避免这一问题：湖北即将弹尽粮绝的3亿只鸡，关系着武汉和黄冈等城市的食物供应。医护人员和市民一样需要有饭吃，现在和食物一样重要的口罩，在工人和原材料抵达工厂前，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
为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中国自古划分行政区的原则，除了“山川形便”还有“犬牙交错”，与同县另外的地方隔江相望而与邻县往来密切，或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农场林场飞地，这种例子多不胜数。按行政界限分割隔离管控，会让融合之地受到严重影响，基本生产生活物资交流得不到保障的居民，可能被迫采取划盆渡江之类的手段。